住在芳苑海邊，其實看不到海，因為海離岸很遠，從村子到海邊，得先經過散發著腐爛氣味的魚塭，還要越過一條長長的水泥海堤，我以為越過海堤就會見到海，結果越過之後，仍是一片無邊無際的海埔地。
濁水溪帶著合歡山上的沙礫走過200多公里，沿途一邊遺落一邊撿拾，一路把彼此磨得愈來愈細小才走到了海邊，溪水一聲不響地流入海中，而泥沙入海後則又被海浪給推回岸上，在岸邊堆積成了廣袤的沙洲，沙洲疊著沙洲就成了海埔新生地，土地在此不停地增生、覆滅、增生、覆滅，時而蒼海、時而桑田，住在海邊的人知道，沒有什麼永恆不變的事情，除了風，風一直在吹。
站在海堤上，海還很遠，但海風卻已圍繞在耳邊，海風把一段對話吹的七散八落，要用吼的才能把聲音傳到另一個人那邊，那天回家打開錄影，裏頭全是轟轟作響的海風聲音，海風搶著麥克風好像要說點什麼，我卻無法聽懂海的聲音，風只是一直在吹。
海風像是久別重逢的戀人迎面而來，幾乎要把人給撲倒，我得要學習蚵棚，把自己插進鬆軟的泥灘地裡，才能穩住身體，插進去不難，但拔出來可不容易，濕潤的土地宛如一個思念過久的吻，緊緊地吸允雙腳，不願讓人輕易離去，我像是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嬰兒，歪歪斜斜的朝著溫暖的海水前進。
站在泥灘地環顧四周，視線所及只會看到泥灘地和泥灘地，看不到海浪、看不到聚落、也看不到海堤，走在海與島的邊緣，連哪邊是島，哪邊是海也分不清，只能憑藉著風去推測方向，因為風一直在吹。
目光沿著風來的方向一路走過去，見到遙遠的海平線上，有好幾個如米粒般大小的黑點，就是在遙遠海上的船隻。那艘船可能是德仔的漁船、或是John的工作船、也說不定是阿莉的觀察船。
德仔自16歲就開始跟著爸爸出海捕魚，對船上的一切都瞭落指掌，連這艘船的貸款他都記得一清二楚，雖然還不是捕魚的時節，他還是到駛船出海去「放綾仔」。綾仔是長方形的平面魚網，上頭掛著塑膠浮標的浮子、下面懸著鐵鉛做的沉子，放入海中像是一大面的牆，會隨波逐流，流到哪裡就補到哪裡，小隻的魚可以從菱形網眼中穿過，而大一點的魚就會被網眼給捕獲，一隻一隻魚插在網子上，像是插滿一支一支的短刺，又被稱為「流刺網」。
放綾仔之前要先看風、看浪，看那天魚群在哪裡，看海流的方向，放錯地方就網不到魚。而且不能跟著別人一起網，德仔說，如果已經看到別人先放綾仔，就不能放得太靠近，各有各自的地盤，綾仔才不會勾纏在一起。
在德仔看來，海沒有邊界，先來後到而已，已經一百多年了。直到最近，海忽然有了邊界，政府說這裡不能撈、那裡不能捕，還要劃分每個地區的漁場，他不以為然地說，魚又不是人在養，哪裡有什麼漁場，烏魚每年從南邊洄游到北邊，漁船就跟著魚群從南邊捕到北邊，「捕魚不是種田，百年來，多少人在海上討食，都沒人敢說自己擁有這片大海。」
「我們沒有要獨占海洋，而是想要與漁民共享。」John穿著時髦的西裝、發亮的皮鞋，如果不是有先做功課，很難一眼看出，他也在海上工作，碩士畢業後進到國際航運公司上班，後來轉換跑道進入電力公司服務，繞過半個地球，他又回到家鄉的這片大海，要在海上興建一座風力發電場。
當John的工作船要出海施工時，卻有數十艘漁船佔據預定施工的海域。近海漁船跟風場工作船是全然不同的兩個量級，就算把整個芳苑漁港清空，都容納不了一艘風場的施工船，像是一群海豚對上了一頭鯨魚。眼看衝突一觸即發，海巡緊急出動兩艘船艦維持海上秩序。
拿出一疊交通部、環保署、漁業署各式各樣的核准文件，John說，大海如此廣大，而風場不過只取一瓢飲，「這種海風我從小吹到大，吹了30幾年，如果都不好好利用，不是很浪費。」離岸風場中間要插上60支巨大風機，每一支都高達40層樓，海平面下的基樁，約是地下10層樓，別說芳苑，可能整個彰化也沒幾棟50層樓高的建築，一支葉片就比一座八卦山大佛還重，未來海風將推動180片的風機扇葉，供每年五百萬人零污染、零碳排的再生能源。
只是風場蓋好以後，漁船就不能再用拖網、刺網捕撈，要改用其他漁法捕魚。John說，自己出身漁業家庭，深知漁業捕撈的辛苦，由於過度捕撈嚴重，近海漁業已逐漸枯竭，每年收入都愈來愈差，再加上傳統漁法是勞力密集產業，少子化的缺工問題嚴重，很多漁船都須壓榨外籍漁工來維持獲利，風電是給漁村一個脫胎換骨重生的機會。
John說的傳統漁業家庭，跟德仔是同一個家庭。兄弟倆在同一艘漁船上長大，哥哥德仔長大後守著父親的船、父親的網、父親的海，承繼父親記憶與技藝，逐漸成為父親的模樣；而俊仔則離開那艘漁船，一路念到大學，畢業後俊仔成為了John，他的臉上沒有哥哥那種被鹽漬過的紋路，也沒有海風刻蝕的滄桑，除非專心觀察，否則很難察覺到他眼裡偶爾會閃過與父兄相似的眼神。
跟John的能言善道不同，德仔的話很少，我經常要問兩三個題目，他才能給出一個完整的回應，他的言語中好似含著海風，模模糊糊地聽不清楚。他說，在海上待久了，回到陸地的時候總會有點暈，頭殼裡波滔洶湧，得飲些高粱，才能把浪壓下去。但離岸風電像是一個從未見過的大浪，他知道這一道浪，可能壓不過了。
只是失去了海的漁民，就像是離開了大海的魚，離岸風電業者不知道，要他們簽下那紙合約，等於是要放棄自己下半輩子的生路，所以他們還是要爭，不爭錢，就爭一口氣，那是他們討海大半輩子，最後的奮力一搏。
海不是德仔的海、也不是John，那天在海上對峙，還有幾艘比較遠的鯨豚觀察船，阿莉就在那艘船上，拿著望遠鏡、盯著大海。阿莉跟兩兄弟不一樣，她不曾上去過父親的船上，在傳統觀念裡，女人不被允許隨船出海，海是男性霸佔的場域，女性只能在岸際養蚵，當海女，無權對海洋發表意見。
阿莉與父親和兄弟之間，隔著一片大海，長大後她決定不靠別人，靠自己去穿越那片汪洋，才發現那片海已被人們爭奪的傷痕累累，她在民間團體工作，致力於推動淨灘、減塑、減少海洋廢棄物的工作，後來加入鯨豚救傷組織，承接那些逃離大海的擱淺鯨豚，在保護瀕臨絕種的台灣白海豚。
受到船舶污染、水污染、海洋廢棄物、廢棄漁具等影響，台灣白海豚的族群數量持續在下降，有紀錄的目擊白海豚從幾年前的82隻，掉到2020只剩下32隻，「32隻白海豚，這是隨時都會滅絕的數量。」阿莉說，對大海而言，無論是漁民的流刺網還是風電業者的風機，都只是破壞者。
流刺網的問題沒解決，離岸風場又將帶來另一場浩劫，風機在海床底部打樁，會造成非常大聲的水下噪音，即使環評規定打樁要設置降噪氣泡幕，在距離打樁中心點的750公尺處，將噪音降到160分貝，但那還是很大聲，接近飛機起飛的聲音，人的耳朵會感到疼痛，甚至可能造成不可恢復的傷害，仰賴聲納定位的鯨豚更可能因此失明。
環保署要風電業者要在打樁前緩啟動，就是先小小聲地打，再慢慢擴大力道，希望藉此達到驅趕效果，同時也要在施工時設置6~10艘的鯨豚觀察船，一旦觀察員看到了白海豚，就要暫停施工。但這些措施是否能有效保護白海豚仍未可知，人類只是透過這些保護行為，稍稍降低自己的罪惡感而已。目前這麼多風場在施工，還沒有任何一位觀察員真的看到白海豚。
早在人類踏上這座島嶼之前，白海豚就已生生世世生活在這片海中，如今牠們屢屢被要求轉彎逃跑，但整片海洋還剩哪裡可以去，這邊有震耳欲聾的打樁噪音、那邊有天羅地網的漁網，牠只能在夾縫求生，逃到無處可逃，便擱淺在沙灘上，死前才被人類看見，自己傷痕累累的一生。
當阿莉說到激動處，她的眼裡便會泛起一陣閃閃的浪花，我在她眼裡也看到了一片海，德仔眼裡的海，是魚產豐富、烏金橫流、閃閃發光的海；John眼裡的海，是生產能源、充滿機會的海；而阿莉眼裡的那片海，則是有許多海洋廢棄物、水污染、生態浩劫的海，她有著最悲傷的海，也最真實的海。
凝望著被夕陽染成金黃色的海，便一時遺忘了時間。當褲管被海水濺濕的時候，才意識到大海已經把我給重重包圍，海浪從四面八方湧來，海水一直漲一直漲，我只好一直退一直退，想把海水給甩開，但底下的泥灘地不願輕易放過我，好幾次把我絆倒，轉眼間潮水就要攀上大腿，我把相機高高頂在頭上。
這時我看到了一隻海牛，那頭海牛熟練的掠過海潮、緩緩朝我走來，後頭還載著一老翁，如同老子一樣不疾不徐的前進，只是老子騎的是青牛，而老翁騎的是黃牛，他沒有要西去函谷關，只是駕著海牛車來西海岸巡蚵棚，碰巧巡到我這個不熟悉海的外地人。
芳苑的海埔地淤積的很快，駕排仔（竹筏）三不五時就會擱淺無法出海，退潮時整個漁港更像是停車場一樣，所有的排仔都卡在路面上。蚵農於是改用牛車來巡蚵棚，形成彰化海裡有海豚、岸上有海牛的獨特景象，兩者都已經是非常少見、瀕臨絕種的景觀。
回程路上，海牛車走很久才回到村子裡，原本晴朗炎熱的天空忽然聚積了大片的烏雲，接著天空就落下斗大的雨滴，海風呼呼地吹，使我濕透的身子漸漸發冷。
海風吹動了水面下的流刺網，便有了豐富漁穫；海風吹過了離岸風機的葉片，帶來了零碳排的再生能源；海風吹散了台灣白海豚從氣孔裡噴出的水珠，閃耀出一抹虹彩，海風吹散那些在海上對峙的風電工作船、漁船、鯨豚觀察船，一路吹到了陸地，吹進了芳苑村里，那是德仔、John和阿莉的家，他們的母親坐在滿身大汗的剝蚵仔，那陣風夾雜著海水，在她臉的皺褶裡留下了鹽的結晶，那是汗水也是淚水，誰也分不清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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